1940年，一则传闻开始在华北日军中悄悄传播：八路军装备了一种新式子弹，它在飞行时发出恐怖的呼啸声，在打中人体后会在身体里碎裂，造成巨大的创面。

　　那么，八路军真有这样一种子弹么？答案是：线年开始，八路军陆续开始装备一种

　　的子弹，它由八路军军工部自行生产，今天在“八路军太行纪念馆”里还能看到实物。

　　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之后，按说武器弹药应该全部由国民政府提供，但真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。

　　比如，从“七七事变”到1938年7月这一年时间里，国共关系较好，因此八路军获得弹药不仅及时，而且数量充足。

　　我查到这样一组数据：1937年8月20日（此时红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），南京即向红军发放“七九步弹30万发，七九机弹20万发，驳壳弹20万发，迫击炮弹620枚，手榴弹1.5万颗。”

　　1939年，在陕甘宁边区附近不断制造摩擦，导致两党关系紧张。随后，蒋介石用断供来胁迫八路军，他在1939年12月这样批示:“第八路军未退出绥德开往河东以前，

　　八路军开赴敌后作战以来，战斗日趋频繁，由于失去了国民政府的弹药支持，部队的弹药逐渐紧缺。虽然当时各个部队的具体储备情况不太一样，但由于整体补给困难，因此所有部队的弹药都开始捉襟见肘。

　　作为八路军主力的115师，在平型关战役时弹药还算充裕。据时任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，平型关战斗中每名战士领到了100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，这对八路军来说已经是非常豪华的配置。

　　在老爷庙战斗中，686团的战士们为了阻止日军抢占老爷庙制高点，竟然打光了全部弹药，战斗之激烈，是国内战争中少见的。和日军作战，让115师的弹药供给压力陡增。主力部队尚且如此，其他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。

　　1941年1月，八路军战士聂文魁只领到了5发子弹。在领子弹时连长还耐心嘱咐，要牢记“三不打”：

　　日军步枪兵，携带一种从1897年就定型的“明治三十年式弹药盒”。它有两个前盒，一个后盒。前盒分两个仓，每仓存放15发子弹，一共可带30发，两个前盒总载弹60发。

　　后盒是备用弹药，里边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油纸封着，底部有通气孔。一般情况下很少动用这个储备弹盒。后盒可以存放4个15发弹夹包，一共60发。

　　算下来，日军一个步兵的标准携弹量是60（2前盒）+60（1后盒）+5（枪内）=125发。

　　八路军主要靠缴获补充弹药的情况，很快就被日军侦知，狡猾的鬼子马上采取了反缴获措施。

　　1940年以后，每个日本兵出动时携带的子弹数量都被严格限制，最多不超过40发。日军还严控伪军的弹药储备，防止八路军从伪军那里获得弹药。

　　八路军要想达成以上两个条件，要在速胜的同时，尽量少消耗自己的弹药。但1940年之后，想做到这一点变得很难。

　　1940年前后，鬼子开始在平原地区玩新花样——囚笼政策。他们在平原地区大城镇附近修筑碉堡，再用公路把碉堡连接起来，

　　鬼子这样一搞，平原地区的八路军，再以旅、团为单位活动就很不方便，只能以营为主进行作战。所以小仗打得多，大仗打得少，缴获也大幅下降。

　　不过，这些战斗中八路军虽然能缴获一定的弹药，但自身消耗也很大，以下有一组数据：

　　在黄土岭战斗中，我军缴获各种弹药53500发，消耗各种弹药116168发，缴获量占消耗量的46.1%；

　　此后，“扫荡与反扫荡”、“蚕食与反蚕食”成为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主要形式，这让八路军更难毁灭性地打击日军一个大队。

　　1941年11月，彭德怀在总结黄崖洞保卫战时也承认，以当时条件，对鬼子进行

　　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歼灭战，八路军就失去了弹药补给来源，面临“有枪无弹”的险境。

　　随着前线弹药补充形势越来越严峻，在中央六届六次会议上，专门提出了

　　“要求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，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兵工厂。办到自制弹药、步枪、手榴弹等的程度，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。”

　　但是，要在根据地生产子弹谈何容易？除了缺少机器设备，更大的难题是——没有原材料。

　　抗战时期的子弹壳，都是用黄铜制造的。但在抗日根据地，既没有冶炼黄铜的能力，也只有少数的纯铜储备，所以没办法生产子弹壳。

　　所谓复装弹，就是对旧弹壳进行修整，再重新装入火药和新底火，最后安装弹头制成的弹药。

　　清洗、整形，退火，看底火眼、上底火、装发射药、装弹头、紧弹壳、弹口及底火点虫胶漆、检验、过全弹样规、滚光等几十道工序。

　　从1941年起，用过的弹壳成了八路军的“战略物资”，各级领导都很看重收集弹壳，也不断命令部队要

　　“总部现已无子弹......以后凡领子弹者必须带子弹壳来，一颗换一颗，否则不发。”

　　这一时期，收集弹壳成了上到，下到各师、旅首长经常提到的问题。八路军在极其繁重的战斗任务间隙，还要千方百计收集弹壳。

　　八路军的步枪手在转移阵地前，一定会仔细地将散落在周边的子弹壳收集起来，战斗结束后交给班长；机枪手因为要频繁变换阵地，因此在战斗中无暇搜集，不过在打扫战场时，其他战士会根据机枪手的回忆，帮助寻找弹壳。

　　一次在临沂附近，115师686团设下了一个埋伏圈，准备伏击一支日军。但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兵力超过预期，因此我军没能全歼敌军，只能迅速脱离战场。

　　两天后，686团又专门派出一股小部队，返回战场收集散落在那里的弹壳。最后，400多枚弹壳被全部找到，交给了上级。

　　一些战士在战斗中发现，为了不让八路军捡走弹壳，鬼子竟然也开始捡弹壳了；日军机枪手还在抛壳窗外罩上了一个布袋，把机枪抛出的弹壳一粒不剩全部带走。由此可见日军的狡猾和眼线之多。

　　部队搜集来的弹壳，都被送到子弹厂。这里有一些生产复装弹的加工机械，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生产效率。据当时参与复装弹生产的沈丁祥回忆:

　　“子弹厂车间里，放着周恩来副主席通过统战关系从敌占区搞来两台弹壳车底机、两台取轴冲床、两台紧口机、两台收口机、一部元车，还有车床和小冲床各一部”

　　除了在工厂大规模生产，八路军还成立了复装弹小分队，他们携带成品弹头和简单工具跟随作战部队行动，

　　很快，八路军的子弹厂扩大到了两家。到了1943年，单在晋察冀兵工厂，复装子弹数量就达100余万发。抗战期间各兵工厂所生产的700多万发子弹中，大部分都是复装子弹。

　　中国作为火药的故乡，民间就能生产。事实上，根据地造子弹最初使用的就是老百姓土造的“黑火药”。

　　据军工人员回忆，这种装有子弹在发射后，会产生浓烈的黑烟弥漫在战士周围，黑烟不但极度影响瞄准，还会暴露射击位置，引来敌人的火力。

　　起初，军工人员获取无烟火药的方法是，拆解日军炮弹的发射药筒，取出装填在药桶内的无烟火药条，再将火药条剪碎，装填进子弹壳。

　　不过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放弃了。八路军缴获的发射药筒本来就有限，一部分还要给炮兵使用；而且拆解药桶还有巨大的危险性。

　　1940年1月，在河北省唐县的一座村落里，八路军晋察冀军工部在这里搭起了

　　从1940年8月起，八路军已经能够批量生产硝酸和硫酸。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三名同志，用自产的原料成功研制出了无烟火药，并很快把生产工艺推广到了其他根据地。

　　到1942年，已经有两个根据地成功生产出了浓硫酸，并制造出了无烟火药。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了不一样的种类的其他火药。

　　一颗全新的日制6.5毫米步枪弹，弹头内装铅芯，外包铜制被甲。弹头的结构是在铅制内芯外，再包裹一层柔软的铜皮。复装弹的弹头结构也是这样。

　　前文说过，八路军本来就非常缺铜，而且也没有能力自己冶炼。要想制造弹头只能回收含铜的旧金属。他们发现，

　　用这种土办法压制的原材料，表面会出现很多细微裂缝，制成后的弹头表面也会保留这些裂缝。这些裂缝无法清除，只能在简单打磨处理后，就交付部队使用，这种子弹后来被人们称为“边区造”或者“红圆头”。

　　因此，当红圆头弹进入人体后，开裂的铜皮在阻力下会碎成大量破片，铅芯也被挤出，在体内翻滚，很像“达姆弹”。所以，它造成的创口也远比普通子弹大得多，给鬼子兵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

　　不过，红圆头弹也有明显的缺陷，粗糙的加工导致它的精度变差，射程也远不如新造子弹。

　　“要命的红圆头”子弹的来历。它其实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型号，是一种应急产品；但它也是中国军民顽强抗战、不畏强敌的缩影。

　　对八路军来说，弹药短缺始终是抗战时期挥之不去的痛。虽然根据地兵工厂的产能在逐步扩大，但毕竟不是机械化大生产，因此八路军的弹药供给绝对谈不上充裕。

　　是八路军弹药的大多数来自；在国民政府停止发放弹药的同时，八路军也因战场环境限制，缴获越来越少。

　　在困难中，红色军工自力更生，想尽办法生产自造子弹，让自造弹药的比例慢慢的升高。到了抗战中后期，各根据地的弹药生产已经相对进入正轨，

　　从1943年开始，尽管依然受原料的制约，但八路军兵工厂仍然在困难中，持续向部队提供着宝贵的弹药支持。

　　1937-1945年抗日根据地共建兵工厂130个，拥有近2万职工，生产了780万发子弹

　　。红色兵工为领导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也为新中国军事工业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更为当下的现代军工企业注入了红色基因。

　　在抵抗外敌的艰苦条件下，人民军工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。